那个三岁的孩子坐在高高的龙椅上，看着脚下几千个成年人向他磕头。那一刻，他是天子，是神，是整个帝国的中心，却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囚徒。五十年后，还是这个人，穿着蓝色的旧棉袄，站在一间冰冷的派出所里，低着头等待一位年轻警察询问他的住址。
这种命运的落差，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神经。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，北京的冬天很冷。爱新觉罗溥仪刚刚走出
战犯管理所。他手里攥着一张特赦通知书。这张纸比他当年手里的传国玉玺要轻得多，但对他来说，分量却重得多。玉玺意味着他必须背负一个腐朽王朝的尸体，而这张纸，给了他作为一个“人”活下去的资格。
第二天，他在五妹和妹夫的陪同下，走进了西城区厂桥派出所。他要办户口。
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。对溥仪来说，这是他与过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次割席。
接待他的民警叫吴静深，只有二十六岁。年轻的警察起初并没有在意。他接过材料，准备例行公事。当他的目光扫过“爱新觉罗溥仪”这几个字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他抬起头，打量着眼前这个消瘦、谦卑的老人。他意识到，自己正在审视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。
登记开始了。每一个问题的答案，都像是在嘲弄那个旧时代。
“家庭住址？”
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但溥仪沉默了。他出生在醇亲王府，长大在紫禁城。那个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的宫殿曾是他的家。如果他在户口本上写下“紫禁城”三个字，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。那里现在叫故宫博物院，属于人民。他不再拥有哪怕其中一块砖。在亲属的帮助下，吴静深最终写下了一个普通的地址：西城区前井胡同六号。这是他五妹的家。
从皇宫到胡同，笔尖移动的几厘米，跨越了几个世纪。
“文化程度？”
又是一个难题。溥仪摇了摇头。他没有上过一天学。他没有小学毕业证，也没有中学文凭。
但他真的是文盲吗？他的汉文老师是清朝的状元陆润痒和太傅陈宝琛。他们教他帝王之术和四书五经。他的英文老师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庄士敦。他从小就学习世界历史、数学和西方礼仪。他能流利地阅读英文报纸，能鉴定顶级的古玩字画。他的教育配置是那个时代的顶峰。
可是在现代户籍制度面前，由于没有一纸文凭，这一切都变得无法定义。吴静深思考了片刻，在学历栏填上了“私书”（私塾）。这两个字孤零零地印在纸上。它既真实又荒诞。它证明了这位皇帝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中，是个彻底的局外人。
“婚姻状况？”
这或许是最刺痛人心的一个问题。吴静深看着这个单身的老人，问道：“是死了，还是离了？”
溥仪低声回答：“离了。”
简单的两个字，埋葬了整个后宫。他曾有一位皇后、一位淑妃和两位贵人。皇后婉容死在监狱里，尸骨无存。淑妃文绣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与他离婚，轰动全国。祥贵人谭玉玲早逝。福贵人李玉琴也离他而去。所谓的“三宫六院”，在法律面前不过是一地鸡毛。新中国的法律只承认一夫一妻。封建婚姻制度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。
吴静深在婚姻栏写下“离婚”。
手续办完了。溥仪接过那本深红色的户口簿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他把户口簿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这一刻，他不再是战犯编号981，也不再是宣统皇帝。他是一个有名字、有住址、受法律保护的北京市民。
国家随后给他安排了工作。他去了北京植物园。
昔日的“万岁爷”拿起了剪刀和水壶。他在温室里给花浇水，修剪枝叶。起初，他笨手笨脚。他分不清韭菜和小麦，经常弄坏工具。但他学得很认真。他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了报酬。那几块钱的工资，比他在紫禁城里收到的无数珍宝都要踏实。
一九六零年十一月，溥仪参加了区人大代表的选举。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，把扣子扣得严严实实。他站在队伍里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选票。
当他把选票投进票箱的那一刻，他哭了。
他在日记里写道，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漂亮的场面话，但如果你了解他前半生的傀儡生涯，你就会明白这句话里的真实重量。他前半生拥有天下，却从未拥有过自己。现在他一无所有，却终于拥有了作为公民的权利。
后来，他与护士李淑贤结婚。他过上了几年寻常百姓的日子。他在政协写回忆录，整理文史资料。一九六七年，他因病去世。
那张一九五九年的户口登记页，如今静静地躺在档案里。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声叹息。“前井胡同”否定了皇权，“私书”嘲弄了传统，“离婚”终结了礼教。
很多人说溥仪得到了很好的改造，拥有了幸福的晚年。这不仅体现了新政权的宽宏大量，也证明了人性的可塑性。但我常常在想，当他从龙椅上走下来，变成一个园丁时，他真的感到幸福吗？还是说，这只是他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，为了生存而被迫做出的最后一次、也是最彻底的表演？或许，对于一个被历史摆布了一辈子的木偶来说，到底是挂在舞台上受人膜拜，还是被扔进柴房劈成烧火棍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甚至连这一份“平凡”，都是被精心安排的展览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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